日月潭有個外國名字叫干治士湖（Lake Candidius）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文：胡堯儲


  日月潭遊湖在伊達邵下船後，信步走在商圈，赫然看見有「甘為霖教堂」，荷蘭人在台期間讓很多台灣的原住民族群皈依基督教，因此在原著民的居住地看見教堂應該是正常的事，不過甘為霖何人也？要以他的名字為教堂命名?
  19世紀末期西方人可不知道有日月潭，但卻知道有一座干治士湖（Lake Candidius），是荷蘭牧師甘為霖＊（Rev. William Campbell）為紀念荷蘭首任駐台牧師干治士＊＊（Rev. Georgeius Candidius，1627—1631年及1633—1637年間在台灣，以新港（今新市）為中心從事傳教及教化）而命名的。
     甘為霖記載他初訪日月潭的情況如下：「1873年6月15日早晨，我離開埔社（埔里）。要說服跟我來的一小群人陪我走我安排的路徑有點困難。過去我多次聽到「水番」及他們的湖水，而現在正是親自前往觀看的好機會。於是我們從埔社出來，穿過山峰南脈，到達水番的部落，就是出發那天的黃昏，享受凝視這台灣唯一面積極大的湖泊。這就是郇和（Robert Swinhoe）在其「台灣島事件」（Notes）中所言及的，而我就是那一位訪問此湖的西洋人。為了命名這個安靜而甜蜜、富有生命的美麗汪洋，我實在不能想到比干治士之名稱更適合的了。他是17世紀前葉來台的山荷蘭傳教先驅，我想他應繼續受敬愛紀念。願他所宣揚的純正福音，像干治士湖的湖水一般，成為此可愛地方的住民，一個平靜有效的祝福之源泉（Missionary Success in Formosa. v.1 p.327-328, Sketches from Formosa p.67-68）。」
  1873年9月，甘為霖陪同海關代理幫辨T. L. Bullock與美國密西根州博物館員J.B. Steere，訪埔社、水沙連（日月潭）及山地部落（報告見於「英國通商口岸領事報告」1873年份）。
  1875年3月甘為霖陪同美國註厦門領事Mr. Henderson訪問北區傳教站，3月15日在干治士湖乘獨木舟遊覽，深深愛看這地方。不過他憂慮可能在一世紀之內「水番」，會名存而實亡，因為他們的男人怠惰好酒而減退，附近漢人將他們美貌女兒都娶走了（Missionary Success in Formosa, v.2, p.399-400, Sketches from Formosa, p.106）。
     甘為霖發現了干治士湖，也給玉山命名為「馬理遜山」（Mt. Morrison，Band, Edward：Working His purpose out, p.89）；其實「馬理遜山」之名是1844年為英國政府從事台灣海峽測量的Collinson提督給命名的，他是首位來中國宣教師馬理遜（Robert Morrison, 1782-1834） 的友人，但這個錯誤一直沒有被注意而沿用下來

＊甘為霖
  甘為霖（Dr. William Campbell MD，1841－1921），蘇格蘭人，1871年時應英國基督長老教會之聘，來台灣傳教。1891年10月於台南創立台灣第一所盲人學校－訓瞽堂，是台灣盲人教育的先驅者。
  訓瞽堂在清日甲午戰爭期間曾關閉過，日本治台後，他數度勸請日本政府成立官辦的盲校，1897年兒玉源太郎總督下令在台南莊惠院創立官辦盲人學校（後改為台南州立盲啞學校，今台南啟聰學校前身）。1894年擔任「長老教會中學」（今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）代理校長。1917年2月甘為霖返回英國，1921年9月9日逝世於英國的波納毛茲（Bournemouth），享年80歲。
 ＊＊干治士
  喬治·康第紐斯（Georgeius Candidius，1597–1647），也有譯為干治士、甘地丟斯、康德等，係荷蘭統治時期首位來台灣的新教牧師。干治士生於德國居爾哈特（Kuchardt），在 荷蘭萊頓大學神學院就讀，通過牧師資格考試後，任職於荷蘭東印度公司。
  干治士於1627年6月抵達台灣，受命主持熱蘭遮城的宗教事務，他卻前往新港社宣教，同時學習西拉雅語。此時西拉雅部落之間常有戰爭爆發，新港社尤其深感北方麻豆社的威脅，為了爭取荷蘭人的支持，村民接受干治士居住於此。干治士居住一陣子後，發現西拉雅人不少風俗都違背基督教的教義。
  1628年12月，干治士完成《台灣略記》，提出了自己的宣教理念：希望把歐洲式司法制度引進西拉雅社群，藉由懲罰他們違背基督教義的行為，引導西拉雅人接受基督教，最終，讓新港人開始認同基督教，到了1631年3月，共有50位新港人接受干治士洗禮成為基督徒。同年10月，干治士任期屆滿離開了台灣，回到巴達維亞。
  1633年，干治士再次前來台灣，此時干治士退居幕後，宣教事務由繼任者負責。
  1637年，干治士的任期再次屆滿，就決定返回荷蘭。1643年，干治士再回巴達維亞，擔任拉丁文學校校長兼圖書館館長。
  1647年4月於巴達維亞過世。
 干治士以其生活在新港社的經驗，寫下了《台灣略記》（荷蘭語: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't eylant Formosa），描述原住民的社會組織及風俗習慣。他也編寫了西拉雅語辭典，並將祈禱文翻譯成西拉雅語，為當時宣揚基督教奠定基礎。

  為了紀念他的事蹟，19世紀前來台灣的甘為霖牧師，特別以干治士湖來命名日月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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